半岛体育12月6日，文物学家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著名鉴宝大师丘小君来到山西，游历一圈后，无奈地说，“作为中国古家具之乡的山西，自己的省博物馆里却找不到一堂完整的明清家具”。而之前在美国，他曾在一个很小的拍卖会上看到许多的山西明清家具，这样的拍卖会每年有数十场。这些外流的山西文物背后，是一个怎样的链条？今年是建国以来第三次文物普查，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普查。近来，记者奔赴多地，对山西文物外流情况进行了调查。

　　12月初的太原遭遇一场寒流，但位于太原工人文化宫旁的“南宫古玩市场”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一个周末的早上7点，这里已人声鼎沸。“有壶没？”在市场西南角一个角落里，驻足看了很久的一个中年人低声问。

　　中年人有些着急，又低声说了句，“‘鬼货’有吗？庞胖子让我来找你，说你有铜器。”商贩眼睛眯起来，又从上往下看了中年人一会儿，把中年人拉过地摊，到他脚边的大皮箱子前。他把大皮箱拉开一条缝，拿出一件“器物”，当把层层报纸、绵纸的包裹展开时，中年人愣住了，这是一件壶状青铜器，尽管壶身的图案有些斑驳，但他仍可以很快判断出，这是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。

　　十分钟的讨价还价后，中年人飞速从口袋中拿出一叠钱，塞在商贩手中，把买到的青铜器用绵纸包好，匆匆消失在市场中。

　　一眼望去，“南宫古玩市场”上大部分摊上摆的都是价值不高的古玩或者粗糙的仿造品。但为什么这里还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藏家呢？前述买到“鬼货”的中年人王霄（化名）告诉记者，其实，真正的藏家不看摊上的，那些都是“蒙外行”的。他们感兴趣的是“古货”。“古货”有两种来源：一部分是这些商贩从乡村收购来的祖传之物，而另一部分就是“鬼货”。

　　“‘鬼货’，简单说，就是盗墓所得的文物。这些东西没有熟人介绍一般不给人看，但都是好东西。”买到青铜壶的王霄很兴奋。他向记者透露，拿到北京，这个物件至少能翻5-10倍的价钱。

　　王霄，北京人，43岁，原先是北京某大学讲师，后辞职从事古董生意，至今已有10多年，在北京多个古玩市场有店。山西，他来的次数已经数不清了。而记者从南宫市场门口停放的汽车的各地牌照发现，“北京”“天津”“山东”甚至“东北”的来客都不少，业内人士说，许多藏家来这里，瞄上的都是上文中提到的“鬼货”。

　　庞胖子是王霄的介绍人。经王霄介绍，记者在太原滨河东路一豪华小区见到了这个神秘人物。“庞胖子”不姓庞，因为身形偏胖被人称呼“胖儿”，误传成现在的“庞胖子”，他原先是石楼县义碟镇一个农民，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事古董买卖后发家。“哈哈，记者来了，欢迎欢迎，我不怕你曝光，我现在可是正当生意。”庞胖子开口就是一阵大笑，“我可和那些摆地摊的不一样！”庞胖子强调着自己的“特殊”。

　　他说的不无道理，现在他在北京、天津、太原等地都有房产，常年跑香港或者国外，早已脱离地摊生涯。“我现在主要是收货，买家都是现成的，只要有货马上就能赚钱。那件货（指王霄在南宫市场上买的那件青铜器）我本来能收回来再给他，但王霄是朋友，所以不想赚他的钱，让他自己去收了。”“那些货是古墓里的吗？会不会是赝品啊？”记者有些疑惑。

　　“赝品，我怎么可能看走眼？”庞胖子有些恼火，但很快又恢复了他标志性的大笑。“哈哈哈，我不是文物专家，但我可比文物专家知道得细致。”

　　庞胖子所说的“细致”，指的不仅仅是这件古文物身上的特征，而是他连这件东西是在哪挖的，挖的哪个墓，墓里还有别的什么东西都一清二楚。“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那儿（石楼）挖的”，他直言不讳。

　　他这么自信是有道理的。石楼县，现为全国三个殷商文物出土地之一，曾出土大量的青铜器，山西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“龙形觥”便在此出土，而庞胖子的发家地也在此。如今，这里是我省青铜器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。

　　一周后，庞胖子要回石楼看“东西”，他邀记者同行。“你想知道啥自己看，但不要和别人说你是记者。”

　　从他们的装束看，大都是当地农民，衣服破旧，面容憔悴，每个人都拿着一个编织袋，在屋子昏暗的灯光下，从编织袋中掏出东西一件一件摆在地上。

　　全是青铜器！记者仔细看了一下，剑、壶、杯、鼎、编钟，各种器具都有，有的还带着没有擦掉的泥土。

　　庞胖子认真挑起来。“这个掉了个耳，没什么价值了……这个还不错，有没有别的……”屋子里充斥着尘土扬起的味道，经过1个多小时的“鉴定”，庞胖子挑了6件青铜器，谈好了价钱。挑中的人显得很高兴，和庞胖子套着近乎，没有被挑中的人悻悻离去。等人散尽后，庞胖子对记者说：“你看见了吧，我们这儿就出这个半岛体育，很多人靠这个糊口发家呢!”“那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呢？”记者询问。“哪儿来的，祖宗给的半岛体育！”庞胖子大笑着，“明天带你去看看。”

　　严冬的清晨，村子里异常安静。庞胖子叫醒记者出门，走过一段山路，在半山坡的一处土堆旁，记者见到一个洞。

　　1平方米左右的洞口，往里望去，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到。“你昨天晚上看的那些东西就是从这些地方来的，这就是墓口，你看那边，还有一个。”

　　记者绕着山坡走了一圈，大大小小找到近十个这样的墓口。“石楼县一直就有挖墓的故事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我也说不清。但上世纪90年代起，挖墓的人多了起来，最早是河南人，后来临汾半岛体育、侯马那边也有人来。”就是从那时起，庞胖子接触到了青铜器，他最初见到的是一个河南人，给那人当向导，一天可以挣10元钱。后来他成了这些外来盗墓者的“御用向导”，帮他们找墓，联系车辆，协调关系等等。1年后，跟随多次盗墓后，庞胖子也学着开始挖，他找到几个同龄的好友，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学到的盗墓技术，挖到了不少“宝贝”。“那时候东西便宜，一件品相不错的青铜器，几十块、几百块也卖过，一有了新货，马上就有人来收，各地的都有。那些陶器什么的，谁都不懂，挖出来就砸了，就是要铜家伙。”不到一年，庞胖子靠此成为当地的“万元户”。“现在的好东西基本没有了，这里的墓大部分被盗过，剩下的都是些破烂了。”庞胖子讲，他认识的很多盗墓者都没活可干，开始偷庙里的东西，或者石雕石刻之类的卖。“其实挖墓很简单，一般得有个风水先生，以前的人下葬都讲风水，有了风水先生，很容易找到墓道和位置；再有一个向导，去哪个村挖需要有熟悉这个村的人，遇到什么事情好解决。接下来就是几个挖墓的人分一下工，工具很简单——铁锹、手电、小铲（洛阳铲），偶尔会用炸药，一般从开始到挖出东西来，顶多一周”。

　　2002年新修订的《文物保护法》颁布实施后，政府加大了对盗墓、走私文物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，就是那个时期，庞胖子开始“转型”。

　　2000年，庞胖子带着一批“货”同一个文物商贩到广州去，他了解到了新的“行情”：广州、深圳有很多文物二道贩子，他们从庞胖子这样的人手中收回青铜器，然后倒手卖到香港，赚到的钱是他挖墓的数十倍。

　　“这样风险又小，赚得又多”。庞胖子开始学习如何“转型”：“走私文物是犯法的，但取证很难，如果要定罪，首先要知道这个文物是从哪个墓里挖出来的，被盗后有记录，核对后属实才能算盗卖文物，但那么多墓里的文物，也没人报案，谁都不知道是哪个墓里的，没主儿也就没法定罪。”那时，庞胖子有自己的一套“逻辑”。

　　他逐步适应了从盗墓者到文物商的转变，那时，他的目的地主要是香港。香港是亚洲最大的中国古玩集散地，也是全世界第三大文物交易地。在这里，除每年都有国际老牌拍卖公司苏富比、佳士得定期举办的中国文物拍卖会以外，还聚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古董商。他们经营着几百上千家大大小小的拍卖公司、古玩商店、文物公司，经营项目全部都是中国文物。而在这些中国文物中，所占比例最大的则是出土文物。更为主要的是，在香港，文物买卖是公开、合法的。

　　庞胖子给记者讲述了将墓中文物带出境的办法：当时往来大陆、香港的货车很多，可以在货车上弄个夹层，一次可以带出一大批；或者找那种工艺品商，把文物混在其他青铜器工艺品中，也能带出去；最简单的是“人运”,对象是天天往来大陆、香港的普通居民、菜农、商贩，把小件的物品直接放在他们的包里，直接过关，一般没人会查。

　　而他讲述了“更绝”的一招：他还会自己跑到香港去买自己卖出去的东西。原因是在香港买卖文物合法，把这些走私出去的文物在香港买下，发票一开，申报过海关时再盖上“入关火漆”，便可以改头换面，成为合法的私有财产了，被盗文物自此便有了身份证，可以在国内拍卖会上合法拍卖，利润相当高。

　　在香港开古董店的中国文物鉴赏家丘小君告诉记者：这还不是这些青铜器的最终归属，大量的欧美买家会到香港来“选货”，那时价格又会翻几倍。香港，成为了文物走私的集散地和中转站，内地的文物到了香港，随后流散到了美国、日本、东南亚和中国台湾等地。现在香港中环的荷李活道和上环的摩罗街上，有着大量来自大陆的青铜器，品类和种类非常多，而这些，相当一部分来自山西。

　　像青铜器这样的遭遇，在山西文物圈里并不是孤例。山西明清家具的遭遇与青铜器极其类似。

　　山西省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牛润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讲述了一段山西明清家具的流失史：上世纪80年代末，明清家具在欧美受到追捧。那时，山西本地从百姓到相关部门，还没有把明清家具列为保护文物，只觉得是实用品，充其量算工艺品。就是这时，北京、天津半岛体育、河北的一些藏家蜂拥而至，一到周末，山西晋中的乡村中，到处都是收明清家具的外地人。“山西的明清家具全国最多，品相最好，尤其是明代家具，我当时也知道家具是宝，但当时咱们民间的收藏力量太小了。有一张床，当时9万元人民币能拿下，但就这9万元，大多数人拿不出来。今年5月，我在英国看了一场拍卖会，就是那张床，最后的价格是近380万元人民币”。牛润生说，当时没有人重视、也没有人研究，很多好的家具就直接当作木材在天津海岸装船运往了海外。

　　丘小君到过美国众多博物馆，“很多东西，比山西省博物馆或者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东西都全，比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里面就专门有山西馆，里面的文物众多，甚至有一堂完整的明清家具，一看款式就是山西流出去的……佛像、雕像、壁画，众多山西的文化史证，也都出现在国外的博物馆里。”

　　除了流失海外的部分，近几年来，随着国内收藏市场的升温，山西文物的部分流向由国外转向国内。“明清家具最明显，5年前，只要有第一手的信息，肯定是先通知北京、天津、河北的买家，因在《百家讲坛》讲家具蹿红的马未都老师，当年就多次来过山西，我也接待过。咱们自己留不住，都让人家给买走了。”牛润生无奈地说。在珠海的三乡镇，曾经是全国古家具的集散地，他们把从全国买来的古家具重新修整包装，再转手卖出，这其中，山西家具占了很大的比例。

　　“这些年，古家具已收不到了，都卖完了”，在晋商故里平遥半岛体育，一位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晋中的几个著名民居中，摆放的不少是南方明清家具仿品。

　　在青铜器出土较多的吕梁市石楼县，文物保护资金贫乏，县文物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，保护资金具体缺口多少得等到2011年年底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束后方能确定。而现在，他们的预算一年才两万元。“相比巨大利润刺激下疯狂的盗墓，这点钱不值一提，但我们是贫困县，确实没钱啊！”这位负责人很苦恼。记者采访了解到，当地公安部门为打击盗墓行为，想发展“线人”、有奖举报，但寥寥奖金的结果是群众报案寥寥无几。

　　牛润生说，山西收数虽多，门类虽繁，但大都不精，属于杂类，文物价值不高、藏品档次不高，古玩经营者甚众，但缺乏行业领军者，认知水准也很有限。他希望近期在收藏品市场崛起的山西富豪们，能多关注具有本省地域文化的文物，为保护山西文物出把力。

　　丘小君在世界各地考察过多个国家的文物保护，他认为，山西不妨学习一些外国的文物保护经验，国家没有能力确保文物不流失，就给私人博物馆和企业文化博物馆留下一些空间。在日本，一些大企业通过艺术品的收藏和展览，一方面作为长期投资，一方面还可以宣传企业文化。（刘斌）